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之源。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，应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价值，善于用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积淀强军胜战的精神力量。

用枕戈待旦的忧患意识激发强军胜战之志

中华文明历来强调“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”。《孙子兵法》“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也”，《盐铁论》“有备则制人，无备则制于人”，都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。纵观历史，国家的强盛莫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。宋朝国富军弱、武备松弛，在与外敌交战中屡战屡败，被迫割地求和，上演了“靖康之耻”的历史悲剧。从革命战争年代起，我党我军面对生与死、血与火的考验，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和忧患意识，从“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”的抗美援朝战争，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，更让敌人畏惧忌惮。“备豫不虞，为国常道。”当前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国际形势波谲云诡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，人民军队必须强化“战斗在今夜打响”的使命忧患，加紧提升部队应急应战能力，时刻保持“箭在弦上、引而待发”的备战状态，真正做到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必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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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百炼成钢的尚武精神锻造强军胜战之能

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，历来推崇练兵砺将的尚武文化，倡导“凡欲兴师，必先教战”“用兵之法，教戒为先”。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，历代军事家都把练兵作为备战打仗之首要，形成了“士不先教，不可用也”“欲得强兵，必须坚甲利器，实选实练”等重要的思想。革命战争年代，我军边战边训、边训边战，通常在战前或作战间隙围绕作战需要，进行“用一招、练一招”的临战训练；战后则围绕作战得失，进行“打一仗、进一步”的提高训练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愈战愈勇，越打越强。和平建设时期，我军“郭兴福教学法”“新三打三防”等训练模式方法创新不断引领备战水平提升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军上下持续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热潮。当前尤其要突出实战化指向，深化基础训练探索创新，推开专长化任教、集约化组训、模拟化训练、标准化考核路子，刻苦训练、科学训练、安全训练，锻造精兵劲旅，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打牢战斗力根基。

用舍生忘死的血性豪情激扬强军胜战之气

勇为兵本，气为兵神。纵观中华文明史，军人从不缺乏血性。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等诗作，便是历代将士临敌无惧、向死而生的生动写照。党史军史上，从“走上井冈山”到“挺进大别山”，从“黄土岭”到“上甘岭”，一个个无惧生死的战斗故事，无不诠释着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战斗精神。现代战争条件下，对军人的战斗精神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，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，革命军人还是要有血性。新时代制胜强敌对手，要持续大力培育“两不怕”战斗精神，通过严格的训练考核，淬炼顽强战斗作风，不断激发广大官兵舍我其谁的豪气、敢于担当的勇气、所向披靡的士气，做到随时勇于为祖国和人民牺牲一切。

用上兵伐谋的奇正谋略探寻强军胜战之道

《孙子兵法》将“伐谋”“伐交”作为赢敌的重要手段，提出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”，其“诡道十二法”与后世的“三十六计”等更是被历代兵家推崇，强调运形造势、以弱胜强，力图达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之目的。纵观我军军史，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。从红军时期的“十六字诀”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“游击战”，从解放战争的“十大军事原则”，到抗美援朝战争的“零敲牛皮糖”，其精髓往往就是“敌变我变、出其不意”。当前，面对科技之变、战争之变、对手之变，必须大力推动战斗力结构从传统的兵力、火力、机动力向信息力等转变，培育科学思维、掌握科学方法，善于把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等先进手段引入谋略运用全过程，进一步提高谋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。

用纪律严明的法治思维固牢强军胜战之基

“令严方可肃兵威，命重始于整纲纪。”厉行法治、严肃军纪，是治军带兵的铁律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《吴 子兵法》便主张“以治为胜”。《李广论》讲：“治国而缓法制者亡；理军而废纪律者败。”“岳家军”因纪律严明、赏罚必信成为治军典范。这些古代军事领域的法治实践，积淀形成了“军无法不立，法不严无威”的传统军事文化。人民军队一路走来，始终坚守着铁一般的纪律。从“没有命令绝不撤离”的红5军团，到“烈火焚身纹丝不动”的邱少云，守纪如铁的红色基因始终薪火相传。新时代加强依法治军、从严治军，就是要将纪律要求贯注到工作训练生活各个环节，不断强化官兵组织意识、号令意识、纪律意识，做到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轨、不逾矩，确保把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。（邹仕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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